在後續的諮商中,阿櫻的故事像一幅褪色的畫卷,緩緩展開。她是早產兒,自幼體弱,喝奶困難,哭聲微弱。在那個資源與耐心都匱乏的年代,她的存在成了原生家庭難以承受之重。六歲那年,她被親生父母「割愛」——一個多麼殘忍又溫柔的詞——送給了一對求子心切的夫婦。
「我記得很清楚,」阿櫻的聲音空洞,「他們說,去新家會有糖吃,會有新衣服。我不敢哭,因為媽媽……生母說,要聽新爸爸新媽媽的話,不然……不然就沒人要了。」
從那一刻起,一個核心信念如同詛咒,烙進她靈魂的最底層:**你的價值,取決於你多麼「不麻煩」、多麼「討人喜歡」。你的生存權,是需要用絕對的順從與乖巧去換取的。** 愛與接納,不是無條件的禮物,而是懸在頭頂的胡蘿蔔,必須竭力奔跑才可能企及,而稍有不慎,腳下便是「再次被遺棄」的萬丈深淵。
這造就了她矛盾的人格圖景:表面上,她是無可挑剔的討好者(Fawn Response),這是「戰或逃」之外的第四種生存策略——當個體感知到無法抗衡的威脅時,會透過順從、奉承、取悅來試圖化敵為友,確保安全。曼谷街頭她的笑,不是豁達,是恐懼驅動的求生本能:**「我不敢生氣,因為生氣會讓人討厭;我必須表現得體,這樣或許才不會被二次丟包。」